制度与文化互为依存、相融共进。我国历史上的廉洁文化建设，深刻体现在制度建设之中。

《韩非子·外储说右下》记载，鲁相公仪休喜爱吃鱼，人们争相买鱼送他，他却坚辞不受。公仪休说，收了人家的鱼就要按人家的意思办事，难免枉法，如果被免职了还能吃上鱼吗？不收人家的鱼就不会被免职，这样就能“长自给鱼”。这则记载说明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有廉政制度制约着官员的行为。公仪休之所以不敢受鱼，是因为制度的底线在约束着他。

　　选人用人制度上的公正公平是廉洁文化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础。秦汉时期，官吏选拔高度重视功劳、重视能力、重视社会评价。秦以军功爵制代替传统的世卿世禄制，杀敌立功，报效国家，可以获得土地与官职。在云梦睡虎地秦简中，有兄弟两人写给家里的两封书信，信中除了浓浓的亲情和乡情，还希望家里寄来钱和布，并询问自己所获得的爵位奖赏到家了没有。他们知道，虽然背井离乡、战场残酷，但通过努力可以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。“人臣孝则事君忠，处官廉”。汉代推行察举制，察举最重要的科目是孝廉。“孝”是孝悌，对父母孝敬，对兄弟友爱；“廉”是廉洁清白。两汉大批官员就是通过这个制度，走出乡里、报效国家、清廉为政。“少孤贫”的第五访，被举为孝廉，后任张掖太守。面对饥荒，不怕丢官，开仓赈济，自称“太守乐以一身救百姓”。隋唐时期推行科举制，通过考试选拔官吏，考生自由报名，布衣之士有了更多为官的机会。

　　在官吏管理与考核上，难免存在腐败发生的可能，也有德才关系处理上的两难境地。为保障选人用人的廉洁性，历代有很多制度化规定。秦汉时期就有官吏任用“试守”制度，试用合格者方可继续。官吏任用遵循着籍贯回避、亲属回避、师生回避等回避制度。在江苏连云港尹湾村发现的汉代东海郡官文书中，有一份《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》，详细记载了东海郡100多位主要官吏的籍贯，他们不仅不是本县人，甚至也不是本郡人，证明汉代籍贯回避制度在各地的严格执行。“才者，德之资也；德者，才之帅也。”官吏考核遵循着德先才后的原则。汉代以质朴、敦厚、逊让、有行等“四行”来考察官吏品行，以户口垦田增减、钱谷出入、治安好坏等来考核官吏能力。唐代吏部设置考功司，以德义、清慎、公平、恪勤等“四善”来考察官吏道德，以“二十七最”，即根据各部门职掌之不同，分别提出不同要求来考核官吏能力。德能并重、以德为先，体现着廉洁文化在考核中的意义。历代对官吏日常行为要求也颇为严格。对官吏在职时的钱财物出入，出行时的接待消费，接受宴请馈赠，出入酒楼茶市，以及为官经商等，大多有详尽、具体的规定。

　　监察制度经历了悠久历史发展过程，在中国传统廉洁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极为重要。秦统一以后，中央设御史大夫为最高监察长官，御史大夫下设御史中丞；设监郡御史，负责监督地方官吏。汉武帝时，划分全国为十三州部监察区，以部刺史为监察官，根据武帝手订的《刺史六条》，监察郡国守相二千石高官及其子弟和豪强的各种不法行为。唐朝正式确立了一台三院的监察体制，以御史台为中央最高监察机构，御史台以下分设台院、殿院、察院。宋朝在地方建立了监司、通判监察体系。监司是由皇帝派到路一级的负责监督地方军、政、财、刑的四个机构，彼此互不统属，直接对皇帝负责。通判是州的监察官，负责监察知州及所部官吏。明朝建立以后，改御史台为都察院，特别重视御史巡按地方，将全国划分为十三道监察区，定期或不定期派御史巡按监察。我国古代巡察官员代表中央，权威性极强，“御史出巡，地动山摇”，“八府巡按，手捧尚方宝剑，八面威风”。众所周知的狄仁杰等御史清官铁面无私、惩恶扬善，他们的故事至今传为美谈。清朝编成《钦定台规》，统一中央和地方的监察法规于其中，分为训典、宪纲、六科、各道、五城、稽察、巡察和通例等八类，既是清朝最重要的一部监察法典，也是中国古代最完备的一部监察法典。